这两天，素有“苏神”称号的我国短跑名将苏炳添的新冠后遗症成了一大热点。

  2023年6月2日，苏炳添先是宣布因为身体原因决定不参加分别在8月和9月举行的田径世锦赛和亚运会，央视体育频道做了专门报道。

  苏炳添和他的团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年初参加瑞典哥德堡田径室内赛前已经感觉身体不舒服，转战意大利后，身体不适感愈发严重。

  回国后，苏炳添接受了多个专家团队的检查，其中还专门请钟南山院士为自己进行了全面检查。

  但是，苏炳添自己就认为，身体的不适，不足以支持继续比赛，主要是受到了2次感染新冠的影响。

  苏炳添团队的医生和营养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将问题指向并称低估了新冠后遗症的影响。

  前面我介绍过，新冠后遗症症状涉及全身所有器官系统。其中，以呼吸系统呼吸困难，呼吸模式改变；心血管系统心率加快，心肺耐受力降低；以及神经系统“脑雾”和易疲劳最为常见。

  以上症状，除了“脑雾”，全部都与运动能力变弱，或者运动后不适直接相关。

  如上所述，运动能力变弱是最常见的新冠后遗症之一，严重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严重的可能导致失去工作上的能力甚至自理能力；轻微的可能自己绝对没感觉。

  对于一般人来，轻微到自己绝对没感觉的运动能力变弱，对于像苏炳添这样的精英运动员来说，哪怕是再小的影响，在达到和接近运动极限时，也会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此时，针对一般人，甚至是专业运动员设计的检查和制定的指标阈值也可以完全正常，甚至像苏炳添说的“比正常人还要正常”。

  比如，美国加州大学进行的一项有关感染新冠病毒对心脏长期影响的研究，开始设计使用的检查方法主要是心电图和超声心动图，结果几乎所有有新冠症状的参与者的检查指标都未曾发现异常。

  因此，研究人员不得不改变了研究方案，改用包括心肺运动负荷试验，心脏磁共振成像和动态心率监测等更高级测试方法进行。

  这项试验的一般临床医学的目的是发现在静息状态下检测指标正常的疾病，比如轻度的心肌缺血性冠心病；在运动医学上主要用来检测运动员在达到最大和次大运动耐受下的心率和摄氧量等指标。

  上述加州大学的研究中，自我报告有新冠后遗症心肺症状，而一般检查指标正常的参与者中，49%在心肺运动负荷测试存在运动能力变弱，没有症状的参与者这一比例仅有16%。

  量化分析显示，最大运动摄氧量峰值每分钟每下降5毫升/千克体重，症状发生风险增加2.75倍。

  同时，反映运动能力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心脏变时性功能，即运动时心率不能随机体对代谢需要的增加的能力不全，在有心肺症状的后遗症参与者中很常见。

  存在运动能力变弱的人中57%有心脏变时性功能不全；有症状的患者中，30%有心脏变时性功能不全，没有症状的人这一比例仅有5%。

  总之，试验改用了检测心脏储备功能的运动负荷试验和动态心率监测后，在很大比例的有心肺症状的新冠后遗症患者中检出了运动能力的降低。

  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苏炳添的团队找钟南山院士给苏炳添进行全方位检查是一个非常不职业的笑话。

  因为，运动医学跟钟南山院士从事的临床医学，从某一种意义上讲压根就不是一种医学，两者基本上没有交叉。

  就心肺功能指标来说，临床医学的阈值是针对常人和病人的；而运动医学相应的指标远高于常人。

  对于苏炳添这样的世界顶级精英运动员来说，即使是运动医学的指标也没多少参考价值。

  对于苏炳添来说，有参照价值的指标只有他自己的基线数据，就是自己在不同时间，不同状态下的指标进行比较才有意义，哪怕是小的差异。比如，最大运动耐受摄氧量峰值很小幅度的纵向降低，都可以提示运动能力的下降。

  这也就是为什么苏炳添的检测指标“比正常人还要正常”，运动能力却出现降低，而自我感觉更加灵敏的原因。

  苏炳添的医学、营养学和体能专家团队对这些应该远比我更专业得多，也应该比钟南山院士更专业。

  2022年12月份，钟院士在回应有关新冠后遗症问题时明确说：“医学上对于后遗症有严格的定义，指的是疾病造成的损害终身存在。一些新冠产生的症状会慢慢消失，我们不叫它后遗症。”

  钟院士既然不承认新冠后遗症的存在，也自然对它不可能有认识和研究，给出苏炳添“比正常人还正常”的检测指标，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然而，钟院士给出的“医学上对于后遗症的严格定义”却是他的“自定义”。在

  一文中我介绍过，医学上后遗症（sequela）泛指“由一种疾病导致的一种疾病状态”，从来没有一点一个后遗症的定义给出过任何的时间限制。

  比如，全球最为权威的WHO第十版国际疾病分类标准编码（ICD-10） 给出的后遗症的定义是，指并发症或病症，这些并发症或病症被认为是已经痊愈的另一种疾病的的直接结果；